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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帆: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要適當保護本國經濟

    發布者:校友與發展聯絡辦公室    發布時間:2020-06-09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嚴重沖擊了中國經濟,也打亂了經濟學家何帆今年原定的調研和寫作計劃。

    2018年,何帆啟動了一項長達30年的研究項目,以一年一本的寫作速度記錄中國經濟的變化。2019年,何帆出版該系列第二本著作——《變量: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試圖從演化算法的新視角回答中國經濟的基本盤是什么。

    何帆在書里提出,中國經濟的規模優勢會產生“復雜紅利”,這又會驅動演化算法。在演繹了試錯、突變、適應、協作和混搭5種變量后,他認為即使中國已經不再擁有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和后發優勢,但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和不斷提高的消費能力會引爆商業創新,這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基本盤。

    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將改變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如何判斷中國企業在疫情下的危與機?當年輕的“后浪”登上歷史舞臺,是否又應該擔心他們的能力?搜狐財經就此對話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教授何帆。

    何帆表示,全球供應鏈在短期內完全斷裂的可能性很小,但與此同時,全球化的黃金時代的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解釋稱,我們陷進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迷思中,以為只有越來越對外開放,經濟才會變得更加強大。但考察經濟史會發現,這個觀念不完全正確。

    “我們毫不懷疑全球化的方向是對的,但是我們要反思的是,過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彼ㄗh,在基于互相信任的全球化過程被外力中斷之后,中國不應一味激進地對外開放,而應適當地退回來保護本國經濟。

    何帆暫停了原定的對演化算法下出現的各種新物種的調研,轉而調研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變量: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中,他給出2019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迷?!?,在與搜狐財經的對話中,何帆給出今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重建”。

    展望中國經濟的未來,何帆稱,他從來不擔心中國的技術創新,也不擔心中國的年輕人,因為以興趣為內驅力的年輕一代將比老一輩創造出更多的創新成果。

    “最好賺的錢還是在中國市場上?!彼f。

    以下是訪談原文:

    搜狐財經:你如何看待今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何帆:現在還不好說。目前中國的疫情基本上能判斷清楚,但全球疫情態勢仍需觀察。關鍵要看三季度的經濟統計數字。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三季度會出現復蘇。如果三季度能夠站穩,加上各項刺激政策都在路上,四季度反彈的速度可能會更快。

    我個人覺得,明年我國經濟很可能出現比我們想象中更大的反彈。今年的基數比較低,所以明年的增長率會比較高。

    新冠疫情是一個外部沖擊,和經濟體系內在的繁榮-衰退周期不一樣。內在的危機持續時間很長,相比之下,外部沖擊來得快,去得也快。和SARS時期不同的是,這次疫情持續的時間太長了,波及的范圍也很大,算是外部沖擊里對宏觀經濟影響較大的一種,但它仍然是外部沖擊。

    搜狐財經:全球疫情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

    何帆:疫情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外需的下降,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問題。外需下降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真實需求確實在下降,人們的收入在下降,也無法出來消費了。另一個原因是,大家的預期悲觀,就開始觀望:該投資的不投資,該消費的不消費。這兩個因素加起來,令今年外需訂單下降的速度非???。

    我們很多外貿出口企業非常脆弱,因為它們只會做出口的訂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我們也出現外需下降的情形,但很多企業的選擇是熬過去。事后看來,這些企業的決策是對的,因為外部需求很快就恢復了。但是目前的情況很可能和當年不一樣,如果出口企業還是抱著熬過去的心態,那它們可能等不到春天來臨就被凍死了。

    當前很多人擔心全球供應鏈完全斷裂,進而導致中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我認為這有點夸張。因為全球供應鏈畢竟是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中自發演化形成的,雖然它在疫情影響下會發生變化,但是一夜之間就完全斷裂是無法想象的。我覺得這種情況很難發生。

    搜狐財經:你在《變量2》中寫道,全球的生產網絡進入了互信網階段。從這個角度分析,你如何判斷全球供應鏈重構下的中國企業的危與機?

    何帆:供應鏈這一組織生產的方式是不會消失的,因為經濟行為本身追求效率,只有通過合作分工,效率才會提高。不管是國家還是企業,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自力更生、自生產的階段。

    我們過去二三十年所習慣的全球供應鏈,是在極其特殊的歷史時期形成的。這階段的全球供應鏈只追求效率至上原則,企業只負責生產自己擅長的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到全球供應鏈上通過購買獲得。日本早先實行無庫存生產方式(Just In Time),即零倉儲管理,不備存貨,這樣可以將成本降到最低。

    過去全球化的原則是效率至上原則。這種全球供應鏈建立在對合作伙伴有高度信心的基礎上,同時也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這條供應鏈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完美運轉,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

    大家現在突然意識到,各經濟體彼此之間是缺乏信任的。全球供應鏈此時會回到效率和安全兼顧的原則。在效率和安全兼顧的原則下,全球供應鏈就會出現新變化,用比較流行的話說就是“備胎”計劃。企業得對“備胎”計劃進行投資,也就是說,企業要允許適當的冗余。過去,企業是盡可能將冗余消滅,但現在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效率,而是確保在供應鏈斷裂時活下去。

    很難去評價這個變化是好還是壞,因為它是一個客觀的變化。換個角度來說,該變化其實也帶來了機會,如果一家企業為其他企業提供備胎計劃的話,那它的機會就會增加。

    未來一個很大的市場和商機是做進口替代。中國會慢慢把供應鏈里很重要的環節都補上。但這并非意味著我們就回到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年代,而是保證在外部沖擊下,供應鏈不斷完全斷裂。

    搜狐財經:你認為在互信網階段,政府不應該實施更激進的對外開放政策,相反要更加關注國內。如何更好地理解書內這一部分觀點?

    何帆: 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們當然希望開放的程度越高越好。但是,我們是想開放,但是其他國家卻不一定愿意開放。比如并非所有的外資企業都想到中國投資,因為我們現在能夠吸引到的外資企業不如原先那么多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外資企業在競爭中失敗了,不是我們開放市場就能招來外資企業。另外,以后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那么多的出口訂單了。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清醒的判斷,即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一輪全球化是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理念指導下的經濟全球化,而這個理念現在基本上已經破產了。我們其實陷進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迷思中,以為只有越來越對外開放,經濟才會變得更加強大。但是從整個經濟史的角度看,這個觀念不完全正確。

    舉個例子,美國二十世紀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是五六十年代,但美國恰恰在這一階段是沒有對外開放的。這個階段美國的國內收入差距并不大,哪怕是藍領工人也買得起房,買得起車,還可以把孩子送去大學讀書。

    有時適當地退回來保護本國經濟,才能對全球化形成緩沖,然后才能在未來發展得更快。大家一定要記住,變革的方向和變革的速度共同決定變革的收益。我們毫不懷疑全球化的方向是對的,但是我們要反思的是,過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F在我們要控制全球化本身的速度,要往那個飛速轉動的車輪里加一些沙子,讓它的速度減緩下來。

    我們需要做一些調整,應該更多地關注于國內事務,把本國的事情做好。這次疫情后我們會發現,我們的醫療衛生體系還是個短板,我們有很多方面是需要補課的。無論外部環境發生什么事,只要本國老百姓非常贊成和支持政府,那我們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搜狐財經:你認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慢變量是工業化、城市化和技術進步。其中哪個變量將是決定性的?

    何帆:這三個變量都是同時發生的,且互相會起作用。我覺得三者都很重要。

    中國的工業化比較有自信心了,但城市化只走了一半,從城市管理水平、城市建設理念相對還比較落后。中國的技術創新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我們在技術應用方面超強,形成了通過技術應用倒逼核心技術研發的獨特路徑。這實際上是我們的優勢。因為越到技術前沿,越是通過市場來判斷哪個是核心技術,直接研發核心技術很可能會失敗。

    舉個計算機行業的例子。一開始很多企業認為計算機演進的方向是越來越大,結果突然出現了個人電腦。因此,判斷技術演化路徑的是市場,而不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中國的市場規模巨大,所以中國是能出科研成果的最好的地方。

    我不擔心中國的技術創新,但它是迂回包抄的這樣一條技術演化的路徑。所以,應用技術的創新其實比核心技術的開發更適合于中國。

    搜狐財經:近期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涉及到很多要素改革的舉措。如果這些要素改革措施加快,它會如何改變中國經濟未來的基本面?

    何帆:這個文件說明我們目前確實很重視要素改革問題,但其實里面的絕大部分內容此前也都強調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出臺一些新的、可操作的、能長期穩定大家預期的政策,因為大家缺的是對未來的信心。

    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二戰之后寫過一本書,書名叫《豐裕社會》。他本來想研究美國的貧窮問題,結果研究半天發現,美國已經沒有貧窮問題了。但是美國遇到了新問題,即美國進入豐裕(豐富又富裕)社會之后,主要問題變成公共服務跟不上:美國人買得起車,但是道路卻是坑洼的,空氣卻是污染的。

    我們已經進入到了豐裕社會,其實也遇到了這種問題。所以我覺得未來公共服務是一個很大的投資機會,因為無論是從經濟增長角度,還是從和諧社會的角度看,公共服務都是非常重要的。

    國內能做的改革是非常多的。我們還是要膽子更大一點,要把信號釋放得更強烈一點,因為投資基于長期的預期,有長期投資才能夠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坦率地說,大家現在對未來的信心還是不足。

    搜狐財經:疫情期間出現了所謂的報復性存款的現象,家庭儲蓄的意愿也在逐漸上升,這是否說明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很脆弱?

    何帆:消費是什么決定的?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能力的高低取決于收入高低,另外也未來預期也影響著消費行為。如何提高中國的消費水平?無非就是從這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個方面是收入。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對收入的提高是沒有幫助的。如何能提升居民收入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我們現在大概到了福特公司當年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的時候了。那時別的競爭對手都在拼命地壓低工人工資,但福特當時認為,福特的工人也是福特的消費者,福特的汽車也要讓工人買得起,因此要給自己的工人漲工資。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這樣一來,經濟才能進入良性循環。提高勞動者收入是我們得去解決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報復性存款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大家預期未來收入可能會下降,所以不敢消費。怎么解決這個問題?要提供社會安全網,讓大家沒有后顧之憂。我們原來家庭儲蓄率太高,就是因為沒有一套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我們沒有很好的全民公共醫療,我們也沒有非常好的商業醫療保險,我們不知道生病的時候要花多少錢。我們的失業救濟是做得不夠好的,我們的農民工去哪領失業救濟?只有當社會保障體系能夠很好地建立起來,消費能力才有可能被釋放。

    但中國消費市場的量級仍然不可忽視。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生存下來是很容易的,因為中國的消費市場太大了,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中國人是你的客戶,那企業也會發財發得不得了。最好賺的錢還是在中國市場上。

    搜狐財經:從福特公司的案例引申出來一個問題是:疫情期間企業客觀上面臨著經營壓力,但企業是否應該滿足員工工資上漲的需求?

    何帆:從宏觀層面上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交給企業家,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去做。從微觀層面看,企業怎么行動都有其道理。但是一個有心做大并實現持續發展的企業,它在困難時期對待員工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華為2002年左右遭遇過一段困難時期,但華為并未大規模裁員,首先是領導層降薪,然后減少不必要的支出。同時,華為為了自身發展,反而還逆向收購了一些其他企業和技術。

    我們不在企業家的位置上,無法用統一的標準去衡量企業家行為。從企業經營角度而言,在困難時期盲目裁員未必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如果一個企業要在困難時期把員工都辭掉,那么很可能當經濟復蘇后它便很難再招到人。

    搜狐財經:對于如何完善社會安全網建設,你有什么建議?

    何帆:其實這方面已經有很多討論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政府到底做不做,以及用什么方式去做。比如上學難、看病難一直是讓我們頭疼的問題。如果真的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以中國政府的效率,5-10年的時間內解決中國上學難、看病難問題不是一件難事。

    我大概初步估算,可能政府投入十萬億,醫療衛生體系就會有很大的改觀。對中國來說,拿出十萬億資金并不難。如果現在出臺了一個未來十年內完善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總體戰略,那么大家就會把預期綁定在十年之后。比如醫藥行業從業者就會知道這十年內是投資的黃金時期。這對短期的經濟增長,以及長期的經濟社會穩定都是有好處的。

    搜狐財經:你在《變量2》中提到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之間存在斷裂,進而提出了茍且紅利。但除了更加認真之外,茍且紅利的獲得是否建基于正確的企業戰略之上?“認真”的重要性是否被夸大了?

    何帆:我覺得好多人有誤讀。大家會覺得只要比別人認真,就能夠得到茍且紅利。很多人也在認認真真地混日子,所以難的是有信仰的認真。

    你得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是在做創新。很多企業家沒有這個自信心,所以總認為得抄襲別人,這樣一來就不可能做成一流企業。

    此外,企業家得真的相信消費者。很多企業瞧不起消費者,在糊弄消費者,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各種割韭菜的說法。企業家要是相信消費者,那肯定會天天琢磨消費者的需求。

    正確的企業戰略基于信任。你相信不相信中國?相信不相信這個時代是有機會的?有了這些信任,企業家做企業才能比別人更認真。

    搜狐財經:未來十年將有大批中國老一輩企業家面臨退休,年輕一代將走向歷史舞臺。B站的《后浪》視頻近日也引起了很大爭議。從你調研的情況看,中國是更應該擔憂年輕一代,還是要向他們投去期許的目光?

    何帆:從我和年輕人交流的情況看,我是比較欽佩他們的。他們的視野、他們內心的自信,興趣驅動力都是讓我相當敬佩的。但不得不說,現在年輕人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因為出于各種原因,社會階層變得更板結化。

    當然,前浪向后浪致敬是必須的,因為后浪一定是要推開前浪才能往前走。像我這樣的前浪早都已經做好準備了,該讓位置時就該讓出位置。年輕人要明白自己到底有哪些優勢和劣勢。在我看來,他們的優勢是視野更開闊,但劣勢是機會確實不像原來那么多了。

    我們對此不必擔心,因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使命。相比起老一輩,年輕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優勢發揮出來。因為原來的時代是只要人肯努力就能出人頭地,但在現在,創造性變得越來越重要。

    搜狐財經:老一輩人對年輕人的擔憂是年輕人不太能艱苦奮斗。在你看來,這是否是一個問題?

    何帆:我們往往都會說一代不如一代,這肯定是錯的?,F在的年輕人不奮斗的觀點也不盡然正確。

    我們那時候理解的奮斗其實很狹隘,無非就是考大學,進大城市,然后進大企業或政府機關。年輕人所理解的奮斗和我們理解的不一樣。在他們看來,什么有趣、好玩,就值得他們去奮斗。

    我相信以興趣為內驅力比以金錢和地位為內驅力將會帶來更多的創新,年輕一代搞出來的創新肯定會比我們這一代搞出來的創新更多。

    搜狐財經:你在《變量3》中會集中寫到各種演化下出現的新物種,有可能會寫到年輕人所創新的新物種嗎?

    何帆:我原來打算第三本書寫新物種,但疫情打亂了我所有的寫作計劃。

    我今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國家也好、企業也好、家庭和個人也好,都有可能遇到突如其來的沖擊。遭遇沖擊之后,我們會有不同的反應,是什么東西影響到不同反應的產生?哪些反應是對的?哪些反應是不對的?

    我想以新冠疫情為一個案例,探討我們如何在疫情之后保留下更好的一些東西,以及改掉有些不好的東西。哪些東西會沉下來?哪些東西會浮起來?這是我今年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搜狐財經:你在《變量2》中認為,2019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是“迷?!?,你認為今年的關鍵詞大概率會是什么?

    何帆:我現在還在調研過程中,可能最后還會變。但我現在想得比較多的一個詞是“重建”。

    我們失去了有些東西,比如全球供應鏈,如何能夠重建?比如我們的基層力量其實是很薄弱的,我們的基層如何重建?包括之前的社會支持的志愿者體系如何重建?我們的企業組織如何重建?各個方面。

    我今年想得比較多的是“重建”這個詞,這也可能變成今年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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